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收入低等困境,过半

作者:金沙贵宾会

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近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份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存在着收入、保障、身份及公共服务的四大现实困境。

一项涉及七省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四大困境收入比老一代低,职业流动频率是老一代的近6倍新生代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近日,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份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存在着收入、保障、身份及公共服务的四大现实困境。 调查覆盖浙江、安徽、江苏、广东、贵州、河南、四川7省,共发放问卷6000份,回收有效问卷5547份。同时,126位调查组成员还通过实地调研,对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调查显示,在被调查人群中,有51.36%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高中(含职业教育)以上学历,学历较老一代明显提升。52.43%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发展有信心,对工作的选择从以经济为主向发展前景转移。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家庭生活压力小,凭兴趣选工作,吃苦耐劳精神下降,对工作挑剔,满意度低,愿意到工作轻松、地位高、有趣的岗位,所以跳槽频率高。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是老一代的近6倍。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前卫,对高档、时尚商品有强烈的消费欲望,休闲消费显著增加。调查发现,近100%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手机,很多人拥有自己的个人电脑。他们虽然很关心城市发展,热心建言献策,但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度并不高,有62.19%的受访者未参加过各类社区活动,88.65%未参加过选举活动。调查显示,有60.12%的新生代农民工“想要成为城市中的一员”或“已经成为城市中的一员”;但仅有28.15%的新生代农民工平时与城市居民有交往,其中主要交往对象为“当地人”的只占8%,大多数在城市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友圈仅限于同乡、同学、亲戚和同事。收入不高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障碍。调查显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人均年收入仅16965.7元,月均收入1413.8元,平均小时工资7.5元,较老一代农民工低了近0.5元,低于很多地区的最低标准。而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消费性支出已达12264.55元。调查者认为,偏低的收入,让新生代农民工缺少了融入社会必要的物质基础,让他们更没有时间和财力参与休闲、娱乐活动,失去了融入城市的精神纽带。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较低的原因,调查者认为,一是农村教育质量欠佳,使其技能储备严重不足;二是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各类培训效果欠佳;三是他们工作流动频繁。调查的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投资回报率迅速上升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群体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能使其收入水平提高3.62%,而新生代农民工仅为1.54%。调查中,有63.67%的被调查者将找工作时遇到的困难明确归因于自身技能储备的不足,其中包括缺乏一技之长和工作经历。在访谈中,大部分青年也认为自身的能力使其个人发展受到限制。调查发现,虽然国家对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就读的农村学生提供半年技能培训的政策,但参加过这一培训的人却很少。而频繁地更换工作也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较老一代农民工频繁。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从事最长一份工作的时间不足一年者占调查总数的35.75%。调查者认为,如此频繁的跳槽,使其经常处于熟悉工作岗位的过程中,难以有效地积累工作经验,无法成为熟练工并得到加薪。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3.31%的人未办理过养老保险,分别有46.42%、44.30%、79.53%和79.91%的人未办理过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在待业期间,71.44%的人没有得到失业救助,也无法享受到基于居民户籍的最低生活保障等非缴费性的社会救助。调查者认为,这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看病、养老负担加重,一旦失业便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形成“候鸟式迁徙”,也阻碍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安居乐业、融入社会。调查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融入城市的四大困境,其背后是群体自身与制度建设层面的矛盾:一是群体人力资本水平与收入预期间的矛盾,导致他们缺乏社会融合的基础,这也是其他困境的根源;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异与群体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间的矛盾,导致群体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缺乏外力帮助,出现生活结构断裂。调查者认为,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根本出路,在于以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深化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制度改革,最终完成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现农民工利益与权益的城乡均衡。(董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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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覆盖浙江、安徽、江苏、广东、贵州、河南、四川7省,共发放问卷6000份,回收有效问卷5547份。同时,126位调查组成员还通过实地调研,对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

清华课题组  

事实上,户籍与身份的断裂多导致迁徙于都市与乡土之间的农民工,更倾向于一种“生存与生活”分离的行为机制模式:赚城市的钱,过乡村的生活。当然,对许多也想过上有保障的市民生活的农民工而言,则由于其不得不仰望的过高门槛而被迫这样选择。

调查显示,在被调查人群中,有51.36%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高中以上学历,学历较老一代明显提升。52.43%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发展有信心,对工作的选择从以经济为主向发展前景转移。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历,家庭生活压力小,凭兴趣选工作,吃苦耐劳精神下降,对工作挑剔,满意度低,愿意到工作轻松、地位高、有趣的岗位,所以跳槽频率高。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是老一代的近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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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四川省统计局发布“2014年四川省进城务工人员现状调查报告”,指出目前进城务工人员没有举家向城市迁移的比例超过半数,76.3%的农民工不打算购房,46.5%的农民工认为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的“申请入学的限制条件太多,标准太高”;而国家统计局哈尔滨调查队的一项调查则显示,近六成农民工倾向“流而不迁”,不愿在城里安家。

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前卫,对高档、时尚商品有强烈的消费欲望,休闲消费显着增加。调查发现,近100%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手机,很多人拥有自己的个人电脑。他们虽然很关心城市发展,热心建言献策,但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度并不高,有62.19%的受访者未参加过各类社区活动,88.65%未参加过选举活动。

  

农业人口市民化“盲区”

调查显示,有60.12%的新生代农民工“想要成为城市中的一员”或“已经成为城市中的一员”;但仅有28.15%的新生代农民工平时与城市居民有交往,其中主要交往对象为“当地人”的只占8%,大多数在城市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友圈仅限于同乡、同学、亲戚和同事。

  国家统计局2010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显示,在外出农民工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达58.4%。在一些省份和行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甚至更高。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10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显示,该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占全省农民工总量的75%之多。与上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但数量占优,而且也表现出不同的社会群体特征。

随迁子女读书、保障性住房、社保、医疗的不平等,构成了农民工都市生存的盲区。

收入不高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障碍。调查显示,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人均年收入仅16965.7元,月均收入1413.8元,平均小时工资7.5元,较老一代农民工低了近0.5元,低于很多地区的最低标准。而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消费性支出已达12264.55元。调查者认为,偏低的收入,让新生代农民工缺少了融入社会必要的物质基础,让他们更没有时间和财力参与休闲、娱乐活动,失去了融入城市的精神纽带。

  这些年轻的工人在艰难地适应工厂单调重复的生产节奏之前,就已经在学校生活中养成了都市生活方式。学校教育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群体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广泛使用互联网、工余时间与同伴好友不时聚会,进入各种娱乐场所消费。都市生活方式的养成决定了他们中多数人的发展预期。与城乡、企业、国家也形成了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新型关系。新生代农民工集体抗争行动频繁多发,诉求发生了根本转变,集中体现为主动要求大幅度加薪、重组工会、落实集体工资协商制度等。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长2.4%,从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快速增加的同时,其权益保障相对滞后。四川统计局报告认为,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行业比较集中,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合法劳动权益维权意识不强。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较低的原因,调查者认为,一是农村教育质量欠佳,使其技能储备严重不足;二是职业教育发展滞后,各类培训效果欠佳;三是他们工作流动频繁。

  缓解工人集体抗争诉求经济利益事件的频发,政府和企业应直面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群体新特征,致力于逐步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在工厂中落实农民工的“企业公民”身份,在社区生活中落实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

而在日益增大的农民工群体中,46.6%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十多年前,出生于1980年代后的农村务工人员被学界冠名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十多年后,这群囊括了1980年后和1990年后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步成为打工者的主流。

调查的实证结果显示,在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投资回报率迅速上升的大背景下,农民工群体的教育投资回报率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提高一年能使其收入水平提高3.62%,而新生代农民工仅为1.54%。

  

但是数量已达1亿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着“上下无着”的尴尬困境:他们既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福利保障体系之外,也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

调查中,有63.67%的被调查者将找工作时遇到的困难明确归因于自身技能储备的不足,其中包括缺乏一技之长和工作经历。在访谈中,大部分青年也认为自身的能力使其个人发展受到限制。

  回不去的家乡留不下的城市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李煜认为,与老一代农民工类似,城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性排斥仍然存在。这一群体在就业、居住与生活、社会保障和获取公共服务等方面无法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

调查发现,虽然国家对初、高中毕业后不再继续就读的农村学生提供半年技能培训的政策,但参加过这一培训的人却很少。而频繁地更换工作也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原来是农业人口,现在是城市人口,这个转化过程涉及到哪些要完善的方面,比如户籍、医疗、教育等。”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冯长春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仅仅一个户籍制度便紧紧束缚了“碎片化”群体获得公平发展的空间,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放开户籍制度,下一步还需要考虑到医疗、教育、养老等其他社会公共服务,是否能给城市外来者以“扎根”的空间。

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流动较老一代农民工频繁。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从事最长一份工作的时间不足一年者占调查总数的35.75%。调查者认为,如此频繁的跳槽,使其经常处于熟悉工作岗位的过程中,难以有效地积累工作经验,无法成为熟练工并得到加薪。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新的社会群体特征:他们与城乡、企业、国家的关系均发生了变化。

城镇化将加快户籍改革

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53.31%的人未办理过养老保险,分别有46.42%、44.30%、79.53%和79.91%的人未办理过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在待业期间,71.44%的人没有得到失业救助,也无法享受到基于居民户籍的最低生活保障等非缴费性的社会救助。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将近一半人接受过中高等教育。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更为彻底地接受了都市生活方式。例如,消费模式发生转变、社会关系逐渐由亲属老乡网络转向同学同事网络、普遍使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认同城市价值观。以互联网的使用为例,新生代农民工中有85.7%的工人会上网,平均每天的上网时间长达2.7小时。他们把自身的发展定位也主要置于城市,调查显示,打算未来继续在城市而非乡村发展的比例高达58.4%。

7月24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70%为农民工居住的德州袁桥社区,与大家围坐拉家常时,李克强与这些“新市民”掰手指细数城镇化好处,并表示,“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让你们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今后会让你们生活得更好金沙贵宾会,!”

调查者认为,这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看病、养老负担加重,一旦失业便失去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形成“候鸟式迁徙”,也阻碍了他们在城市中的安居乐业、融入社会。

  就认同与未来定位而言,他们的价值观念等方面有明显的城市特征,如对工作发展性与舒适性的追求、对留在城市长期生活的渴望。新生代农民工也强烈体现出想获得真正的城市身份、尊重与公平待遇的愿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是现在政府力推的新型城镇化的工作核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的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在各类城镇居住的农民工高达91.2%,而且年纪越小的农民工越不愿回到农村生活。

调查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融入城市的四大困境,其背后是群体自身与制度建设层面的矛盾:一是群体人力资本水平与收入预期间的矛盾,导致他们缺乏社会融合的基础,这也是其他困境的根源;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异与群体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间的矛盾,导致群体在社会融合过程中缺乏外力帮助,出现生活结构断裂。

  新生代的消费与城市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大体相同:喜欢新潮衣服,需要娱乐活动,更多地利用通信手段与人交流。在休息时间偏爱玩电脑、玩手机,喜欢上网,热衷以主动性和互动式为特征的信息使用、网络社交和娱乐。

新生代农民工显示出加速流动与向往中大型城市生活的双重倾向,但事实上,横亘在农民与市民之间的户籍制度壁垒,其改革历程十多年来,一直未真正破冰。

调查者认为,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根本出路,在于以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为核心,深化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制度改革,最终完成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现农民工利益与权益的城乡均衡。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对农村生活较为陌生,也较欠缺认同感;有44%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与农村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减弱。从将工资结余寄回农村老家来看,老一代农民工2010年平均年度结余15377.49元,其中,有11063.25元寄回家,占结余的72%。而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的平均年度结余仅9683.78元,其中寄回家的钱为5653.73元,仅为58.4%。可以说,整个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老家的经济支持在逐渐减弱。

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不仅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还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城市公共服务问题作出了重点规划,会议同时强调,要维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课题组的调查发现,收入更低、消费更多,结余少、出现透支现象,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状况的整体特征。

“许多问题归根结底与户籍制度有关,所以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及社会融入等问题,户籍瓶颈必须突破。”在郑风田看来,“应当综合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譬如子女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全国每年至少解决400万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在城市落户,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租赁住房体系,并在部分地区先行试验,把已在父母务工地连续就学一定期限的学生纳入当地高考。”

  调查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明确排斥自己在户籍制度下的“农民”身份,积极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将近半数(48.7%)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是农民。只有25.4%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户籍身份“农民”表示认可。这一比例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更加多样且态度积极。有人明确表明,自己是“城里人”、是“劳动者”,是跟城市年轻人一样的“上班族、小白领”、甚至是中产阶级,而老一代农民工则多选“打工者”“个体户”,甚至有人认为自己是“奴隶”。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并延续了30年之久的“农民工生产体制”继续在阻碍他们成为“城市人”。“农民工生产体制”包括两个基本层面:“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与“工厂专制政体”。“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将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完整过程分解开来。其中,“更新”部分,如赡养父母、养育子嗣以及相关的教育、医疗、住宅安排交由他们所在乡村地区的老家去完成,而城镇和工厂只负担这些农民工个人劳动力日常“维持”的成本。国家通过一系列规制安排和政策措施,如户籍制度、高考招生政策、对劳工集体组织争议权利的约束,固化了这种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新的社会群体特征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再像老一代那样,采取“候鸟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往返于城乡之间,而是注定有很大一部分人要在城市中长期居住、工作和生活,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整个过程。

  

  寻找向上的就业空间

  

  课题组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企业的新型劳动者,有了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追求。在企业中,他们不再仅仅是埋头干活,挣钱吃饭,而是对规范的公司制度、工作本身的意义和个人发展前景产生了更高的期待和憧憬。

  首先,新生代农民工不但接受了更长时间的学校教育,而且也更多地参与了技能培训,更愿意在技能培训和其他学习培训上投资。

  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工作环境,希望工作环境安全、企业管理规范;在工作选择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更关注工作的晋升空间。虽然部分企业糟糕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和食宿条件,会同样造成两代农民工的不满,但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并且更多地关注工作本身的意义和发展前景。

  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八个月就要换一份工作,而老一代农民工一份工作差不多会做两年。从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看,新生代也要比老一代短许多。截至2011年,就总体(包括换过工作的和没换过工作的农民工)而言,老一代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为6.2年,大约是新生代农民工每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2.1年)的3倍。

  调查显示,离职原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工资或福利待遇差”,两代农民工中都有超过50%的人因此离职。“工作环境差”是两代农民工离职的第二大原因,老一代和新生代中也都有超过25%的人因此离职。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所不同的是,有22%的新生代农民工因“晋升空间小”而离职,还有18.4%新生代农民工将“工作太无聊”列为离职原因。而老一代农民工中,因这两个原因离职的比例只占5%左右。

  与前述“拆分型再生产制度”并存的“工厂专制政体”也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困境的原因。“工厂专制政体”主要指生产过程中高强度、长时间的简单劳动,微薄的工资待遇,严苛而缺少人性的管理制度,肮脏、恶劣与危险的工作环境等。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9.6小时,平均每周工作5.9天,在这一点上与老一代相差无几。在他们中,有13.6%受过工伤,7.6%得过职业病。如果考虑到外出务工时间的因素,就可看出,他们甚至比老一代更多地受到伤害。此外,他们的平均月薪只有2416元(2011年),相比老一代还低574元。可以说,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薪酬待遇更低、受工伤和得职业病的比例也更高,而他们从企业中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并不比老一代农民工强多少。

  对于工作和职业发展具有更高期望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通过群体行动和依法抗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甚至还努力争取推进制度的变革。他们除了以频繁换工作的“短工化”就业方式表达自己对现状的不满,也开始在公共空间争取话语权,反抗身份歧视,并努力争取城市公民的身份。

  

  从维权运动转向利益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取向格外突出。与老一代相比,他们更为频繁地卷入集体抗争行动。调查数据显示,尽管新生代平均外出务工年限远低于老一代(分别为4.3和12.4年),权益受损的比例相应也更低一些(分别为14.1%和19.5%),但是,有群体维权运动经历者的比例却与老一代没有显著差异(分别为4.5%和5.0%),这意味着新生代比老一代更多地参与了维权活动,表现出更强的行动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行动还反映出,他们不仅频繁参与各种抗争活动,而且在诉求目标、斗争策略、动员手法、与社会各界互动方式等方面,都显示出新特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往往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只是“被动维权”,即在自身权益严重受损时才起而维权,而是更为主动地采取行动,无论是自身权益受损,还是身边的亲友、老乡、同事权益遭受侵害,甚至与自己不相干的其他工友面临不公待遇,新生代农民工都明显比老一代更愿意参与到相应的群体性维权活动中去。

  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一些代工厂的年轻工人开始基于市场变化和企业利润增长状况,提出分享更多劳动成果的要求,从而推动维权运动向利益诉求转变;他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自组织过程中存在的制度障碍,对重组或建立企业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表达出更为强烈的要求。他们的利益诉求与制度诉求直接挑战了现有的规制方式和工厂政体,迫使政府和企业部分地对其行动做出实质性回应,例如,加薪、重组工会、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这在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引发的汽配行业的罢工潮中表现得至为明显。电子业的“欧姆停工事件”则推动了工会直选在深圳的逐渐推广。这些抗争都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

  近几年,农民工与本地人的大规模群体性冲突时有发生,2011年的“潮州古巷事件”“广州增城事件”和最近的“中山沙溪事件”都是例证。这些冲突事件表面上看是地域族群矛盾(如四川人与广东人)的激化,实则是农民工对于“二等公民”身份不满情绪的爆发,是身份歧视和地域歧视必定引发的社会后果。是新生代农民工反抗歧视,争取城市公民权之前奏。

  可以预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以流出地的城镇为基点来思考他们今后的发展前景,因而对于他们的社会歧视和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如不消除,必将引发更为强烈的反抗。国家通过司法规制将农民工的维权行为限定在个体的、基本生存权范围内的传统做法已难以为继。

  

  打破旧体制牢笼为惟一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群体特征的变化及其积极抗争行动,预示着“农民工生产体制”的不可持续性。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四个十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要求全社会正视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

  近几年,有关农民工问题已经开展了若干方面的工作,比如允许社保接续,部分地区开展了取消户籍制度的试点等等,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还远远不够。虽然农民工工资有所提高,但难以满足逐渐增加的各类花费支出,增长的收入被不断上涨的房租、物价侵蚀,维持型的收入水平难以支撑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某些福利待遇仍然与户籍挂钩,难以覆盖到农民工;社保接续难以转走企业上缴部分等等。

  只有彻底破除“农民工生产体制”,才有可能使农民工群体的工作和生活更有尊严,才能最终使他们摘掉“农民工”这顶体现着社会不公正的帽子。政府和企业应直面“农民工生产体制”的内在矛盾,在企业中落实“企业公民”身份,在社区生活中落实“社区公民”身份。

  

  出路何在

  

  废除“农民工生产体制”,是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一个基本方向。随着中等教育普及,劳动力构成逐渐改变,老一代、低学历的农民工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新生代、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农民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当代工人阶级的主体部分,他们的诉求已经明显有别于老一代农民工,更多地是以城市为基点来考虑未来的发展,这与现行的“农民工生产体制”必然发生深刻的矛盾和激烈的冲突。他们正以越来越积极的行动表达对这一体制的抗议。日益激烈的维权抗争行动表明,现行“农民工生产体制”已经难以维系,必须加以改变,这正是调整劳动关系,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

  在工厂中落实农民工的“企业公民”身份。“企业公民”是指工人在工厂中不仅仅是劳动者,受到经理层的管理和约束,而且还享有公民权利,有权就自己的工资、工时、工作条件和其他相关问题提出诉求。企业公民权利包含很多内容,但是,在当前,最重要的就是集体议价机制。在“农民工生产体制”中,集体议价机制的缺失导致农民工的工资收入长期以来处于低水准状态,难以反映市场用工、物价水平、企业利润等方面的变化,阻碍了工人通过程序正义实现自身利益。

  课题组发现,从现在开始逐步为新生代农民工落实“企业公民”的权利已具备可行条件:第一,农民工自身素质已有极大的提高。很多工人开始利用互联网和各种渠道获取企业和行业相关信息、查询法律知识并认真汲取其他企业的工会运作和集体谈判经验。第二,基于经济诉求的行动更易保持在和平、理性、可控的状态。在课题组搜集到的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行动案例中,经济目标都非常明确,不符合企业利润状况的加薪要求和激进的政治诉求微乎其微。第三,法律和市场是农民工行动和谈判的两根准绳。工人在行动过程中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行动方式是否违法;在提出诉求和进行集体谈判时,往往将物价和生活成本、同行的工资水准、市场用工状况、企业利润等指标作为最重要的依据。集体议价机制的实现,将是实现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同时,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还将促进消费,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在城市中落实农民工的“社区公民”身份。“社区公民”身份主要指农民工有权享受所在地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这包括农民工及其子女有权在城市中平等地享受包括教育、医疗、住宅等在内的各种公共服务。要完全实现农民工的“社区公民”权利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只能逐次推展,但是,从现在开始就要努力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制度安排的考虑和各项具体的政策设计。近几年,农民工与本地人之间爆发的一些剧烈的群体性冲突已经表明:为从根本上化解当前困境,为新生代农民工落实此种“社区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已是一项不容拖延的任务。■

  

  课题组成员包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郭于华;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毕向阳、何江穗;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李阿林,博士研究生汪建华、黄斌欢,硕士研究生李林卓、李蓝天;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顾晓今、姚晓迅、江发文。

  

  作者: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

  来源:《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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