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核心能力发展探析,需要有三

作者:金沙贵宾会

就社会变迁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中,而社会现象的实践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因此应该更加重视的是事件性的过程④。乡村振兴视角下的“三农”报道,在报道取向上应该将国家话语层面与社会变迁视角结合起来,侧重事件发生的动态过程的叙述,并在乡村振兴话语体系中建构媒体“三农”报道的新角色、新位置和新立场。这种新角色、新位置与新立场的立足点在何处呢?

研究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提升农民的对话和谈判地位,农民尽管有分层,有分化,但是在与外部世界对接中,缺乏对话计划和谈判地位,群体分散,缺乏自组织性。因此,组织农民不能依靠外部强制,也不能依靠传统家族组织等本土资源,更应该依靠市场导向和利益纽带的农民自组织⑨。因此,有学者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核心是消灭传统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⑩。但同时有学者反驳,认为农业商品化、农业资本化与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小农经济之间并不必然排斥?。

内容提要: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跨越城乡的特殊阶层。这一阶层亦工亦农的身份,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该群体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地位。随着社会变迁,代际分化,农民工群体的主体逐渐被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取代。站在生命历程理论视角,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新生代农民工必须具备在城市中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最根本的就是要不断培养和提升职业核心能力,实现自我成长,积极融入城市社会,最终完成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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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路径:乡村振兴视角下“三农”报道的新角色

③梁媛 王娜:《主流媒体“三农”报道话题式传播的理念创新》,《编辑之友》,2016年第6期

站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将生命历程理论作为基础理论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发展轨迹,具体研究该群体个人生活变迁、历史变迁与社会变迁对其生命历程的影响。本研究中涉及的重要概念是转折点、关键事件和生命轨迹等。

作为农民日报记者,坚持“三农”视角,是我们永恒的使命和担当。全媒体时代,视角是“新闻大战”的取胜法宝,独特的视角和切入点,往往会形成好的观点和见解,让你的新闻报道意蕴深厚,独树一帜。

笔者在北京郊区进行农民观念培训有8年了,调研发现,北京郊区的农民与其他地方的农民相比较,观念、职业和社会地位上也有较大的差异,但总体来看,仅仅就观念而言,外出打工者或者进城务工者,其整体观念与社会变迁的趋势是一致的,而一直坚守在农村的农民,即便其经济地位有所提升,在观念上往往滞后于其经济地位的快速变化。这一点,在经济地位发生突然变化的农民群体身上表现较为突出。乡村工业化过程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并没有使人们在观念或者价值体系上进行同步的更新,这种情形使得乡村社会中农民群体的总体状况变得更为复杂。

⑤⑦王春光 赵玉峰 王玉琪:《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分层的新动向》,《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追求

发布会上,我自报媒体单位名称后,紧接着就嵌入一句话:“此刻我为中国农民代言!”我的提问引来同行刮目相看。会后,多位媒体同仁向我表示祝贺。

⑤⑦王春光 赵玉峰 王玉琪:《当代中国农民社会分层的新动向》,《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1期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周彦兵,女,云南大理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教育领导与管理。

3月,乍暖还寒的北京迎来了一场春日盛会。全国人大代表从全国各地赶来,共商国是。原本以为,全国人大代表离我很远,深入接触后却发现涉农代表们的亲切与可爱。尽管他们议程安排得很紧,但当听到我是《农民日报》的记者时,都希望“替农民多说几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我国乡村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而反映乡村社会的信息来源更多的是基于新媒体时代民众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参与,近几年流行的“返乡体”,一度成为社会变迁中人们理解乡村的信息窗口,但是这种信息窗口一定程度地带有个人化、碎片化和随机化的色彩。比如,有学者通过对《新京报》的记者返乡随笔的研究指出,乡村变迁是主导性的叙事话语,新闻采用小人物大命运的视角,把个体的乡土记忆和乡土经验放置到城镇化浪潮中的乡村社会现实语境中,创造出一个特有的乡土叙事空间①。而新媒体中民众所参与的乡村信息传播,则隐含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产生②,这些报道从不同层面为民众展示了乡村的诸多变迁现实。基于“三农”报道话语的特征,主流媒体在“三农”宣传报道上应该与政府构成“代理-委托型”关系,与农民构成“信息-供需型”关系;与新兴媒体构成“竞争-合作型”关系③。

还需要说明的是,农民的分化除了在职业上的区别之外,在价值观念上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分割趋势。一种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或者称为农民工,他们在户籍身份上依然是农民,但是观念与在村里的农民已有很大差异,研究指出,近60%的农民工从事雇员类工作;自我雇佣类农民工占比为25.06%;男性农民工处于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受教育水平能够显着提升农民工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是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重要决定因素;农民工的年龄与其职业层之间呈倒“U”型关系⑥。另一种是在乡村治理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身份,比如农业技术员等,他们在接收外来信息方面的机会较普通农民多,在获得政府的相关资助方面也比普通农民多,但是他们并不属于上述学者所划分的村干部系列。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3-0027-06

两会闭幕,新时代开启,作为时代的关注者、历史的记录者,我们在两会上奔走奋斗是充实的,也是幸福的。

基于上述情况,对于媒体而言,从理解农民的变迁趋势、变动状况和动态特征出发进行“三农”报道,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则与记者对中国社会变迁趋势的理解不可分割。记者在阅读各种关于农民情况调查报告的基础上,“三农”专家的观点、一线资料的调研也不可缺少。

第一条路径:通过对当代乡村社会中农民现状的理解来建立“三农”报道的新立场

2.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发展轨迹。从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来看,其基本轨迹可分为学生角色、务工中的“农民—工人”双面角色,市民(定居城市,获得对应的权利)或返乡的农民角色。外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生命历程:初次进城阶段:新鲜感与紧张感并存——频繁流动阶段:不断尝试与选择——逐渐平稳阶段:承担责任与义务——选择归宿阶段:扎根、漂泊还是回归?

两会中,几乎全国媒体最好的一线记者都集中在此,如何打破常规,拍到不同以往的照片是最难的,戴军老师凭着多年摄影经验,勤加思考,除了常规拍摄,他奔走于各个会场、团组,记录下了许多两会中的美好瞬间。

④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笔者在北京郊区进行农民观念培训有8年了,调研发现,北京郊区的农民与其他地方的农民相比较,观念、职业和社会地位上也有较大的差异,但总体来看,仅仅就观念而言,外出打工者或者进城务工者,其整体观念与社会变迁的趋势是一致的,而一直坚守在农村的农民,即便其经济地位有所提升,在观念上往往滞后于其经济地位的快速变化。这一点,在经济地位发生突然变化的农民群体身上表现较为突出。乡村工业化过程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并没有使人们在观念或者价值体系上进行同步的更新,这种情形使得乡村社会中农民群体的总体状况变得更为复杂。

新生代农民工的产生背景

在热点频现的两会新闻舆论场上,“三农”话题总能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一名“三农”媒体记者的幸运,更是亿万农民的幸福。书写和见证新时代“三农”事业的历史变迁,不负新时代,不辱新使命。在两会的新闻“战场”上,为农民带来更多福音!

?贺雪峰 印子:《“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兼评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2期

第三条路径:乡村振兴视角下“三农”报道的新角色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命历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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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从中国地理区划、经济发展状态而言,不同地区的农民群体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概括来说,农民的整体分层呈现出金字塔形式结构,纯粹务农的农民,也就是传统农民和失业无业者人数最多,处于乡村社会的最底层,而村干部和乡村企业主比例虽小,但是处在乡村社会的最高层,中间层是个体户、打工者和兼业者⑦。

金沙贵宾会,⑥欧阳博强 张广胜:《农民工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原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核心能力发展探析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两会过后,于无人处静思,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诗的深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乡村战略的详细论述和周密部署,不仅为我们通向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想彼岸提供了“桥”和“船”,更为我们驾船渡桥提供了可供操作的“桨”和“车”。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元年,用这句诗来描绘我们党和国家事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情景,显得无比的生动和贴切。

②杨胜刚:《“返乡体”底层视角下的农村叙述》,《武汉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第二条路径:从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变迁出发,从过程性和变动性的视角对“三农”问题进行报道,这是媒体报道“三农”问题的新位置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内部发生代际分化,出生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民工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日益成为该群体的中坚力量,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生活时代和自身特点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越来越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更愿意留在城市生活,他们的市民化意愿更为强烈。然而在现实中他们市民化的进程却步履艰难,面临被城市边缘化的困境,这种困境给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带来不平不满,同时也给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无可置疑,无论是统筹城乡发展,抑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已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责任编辑:高雅

③梁媛 王娜:《主流媒体“三农”报道话题式传播的理念创新》,《编辑之友》,2016年第6期

从上述两条路径可以看出,对于媒体而言,不仅要理解中国农民的变动趋势,要理解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理论与政策,把上述两条路径落实下来,便是媒介入手的路径,即媒介应该对“三农”记者进行专业培训,并且设立相应的报道“三农”问题的专业岗位。

1.生命历程理论。生命历程理论最早由美国芝加哥社会学派提出,代表人物是威廉·托马斯,其代表作《波兰农民在欧洲和美国》(与F.W.兹纳尼茨基合著),时值19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大量国外剩余劳动力迁移到美国芝加哥,其中就有大量的波兰农民,波兰农民从乡村迁移到美国的都市芝加哥,经历了时空、场域、生活方式等重大的生活变迁。托马斯通过研究他们的生命过程,根据生命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个体角色的变化、关键生命事件等因素,考察了该群体的社会阶层定位;根据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参与情况与参与度考察了该群体的社会地位;根据他们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宗教归属、职业岗位、婚恋状况、社会团体参与等情况,考察该群体在社会行为与社会态度上的变化,进一步研究生命历程中,社会力量、社会结构、个体力量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社会环境对个体或特定群体的影响,这种影响如何对其发生作用,进而改变个体或特定群体生命历程的发展路线,这里的“路线”就是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中社会背景与人类主观能动性联结的节点[5]。在已有的文献资料中能明显看到形成了两条传统的分析路线:一是站在历史的视角分析同龄群体的生命历程,二是站在社会文化的视角看待同龄群体的生命历程。同龄群体作为历史和大时代的产物,受历史和时代影响的痕迹比较深,他们经历共同的历史时间、社会变革、重大事件,并随着时空变迁形成各自的角色定位和生命时间序列。历史视角将年龄作为群体生命历程的分层基础,同龄群体拥有相同的时间界定,例如到了某一年龄,就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生活机会、个体权利等等;社会文化视角根据年龄分层,提供一份可以参照的生命历程社会时间表,即在不同年龄有不同的社会文化交流和社会参与,社会中的同龄群体因此有固定的社会标准时间表的指示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并依据社会标准时间表发展自己的生命历程。例如,一定的入学年龄时限(相差上下几年属于正常时间节点),6岁上小学,12岁上中学,18岁高考,22岁大学毕业,或继续学习或进入社会工作,之后婚恋、然后结婚生子等等。生命历程理论通过研究个体或特殊群体的生命时间变化,生命事件的先后顺序揭示历史、社会因素对个人生命轨迹的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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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欧阳博强 张广胜:《农民工就业分化及其影响因素》,《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显然,学者对于中国乡村该走向何方,以及农民的转型方向观点并不一致,即对于“三农”问题在理论探讨上依然存在一些差异。同时,媒体记者与民众在对当代中国农村的观察中,个体的直接经验和分散化、碎片化的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呈现得较为突出,这些信息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大众对中国当下乡村社会中农民的认知。这些个体的直接经验和碎片化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往往都是在社会中处于较高信息等级的群体,农民本身对自身状况的认识在网络中并没有呈现出来。

基金项目: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研究”(编号:11YJA880095)子课题“农民工转移培训中的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与效果研究”,主持人:周彦兵。

无论是老代表还是新代表,他们都在为中国“三农”事业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江苏盐城市耕地质量保护站站长秦光蔚的那句“我当人大代表,就是来为农民说话的”,令我永生难忘;“我呼吁为偏远山区农村小学教室解决采光问题,保护农村孩子的眼睛,就是保护祖国的未来。”贵州民族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曾丽这样说。代表们在人大会议上为“三农”发展建言献策,他们的话语是那样掷地有声、催人奋进。

综上所述,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价值导向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农民的选择从老一代到新一代,以自由的方式寻找自己理想中的工作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中。因此,在乡村振兴的战略中,一方面,依靠国家层面对农民进行个体发展的政策支持成为必要的基础;另一方面,依靠基层政府的鼓励与帮扶,让农民可以在乡村社会中重新找回“家”的感觉。这种“家”的感觉便是乡村的感觉,也是振兴乡村的核心因素。媒体记者只有在全方位理解乡村振兴话语的前提下,理解当下农民的多元化分层、多元化困境和多元化希冀,结合“三农”发展的诸多理论与政策导向,并关注当下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方能在媒介信息传播日益多元化的状况中,找到一席之地,也才能实现乡村振兴视角下“三农”报道的新立场、新位置和新角色的转换。

⑨徐勇:《农民与现代化——阶梯性社会与“三农”的提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关 键 词:新生代农民工 生命历程 职业核心能力 发展

而作为一位“三农”记者,我有我的自豪和骄傲。向保安问路,当他看到我佩戴的“农民日报”记者证时,只见他两眼一亮,爽朗地说:“来,我带你过去。”分别时,向保安道谢,保安却说:“要感谢你们,为农民说话,为农民代言。”

就国家话语层面而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强调的是在宏观层面对乡村社会变迁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掌控,因此,对媒体而言,仅仅将乡村作为一种叙事空间或者将乡村报道看作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形式显得过于抒情化,带有一种精英文化主义的信息意识。同时,从信息视角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看作是竞争-合作型关系过于僵化,与城乡信息传播的生态系统并不完全吻合。

⑧乔尔·S.米格代尔着,郭一聪等译:《社会中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

新生代农民工;生命历程;职业核心能力;发展

李竟涵:与新时代变革同频共振

最新的研究将农民按照职业分为7个阶层:无业者是没有职业的人、纯务农者就是指全部时间用于从事农业活动的人,上述两个阶层是农民中的下层。兼业者专指农业与非农兼顾的那些农民;打工者就是指被他人雇佣了去从事有偿劳动的那些人;农村个体户则指自己当老板;从事这三种职业的为农民中的中层。农村企业主和农村干部(主要指乡镇和村干部以及居住在村庄里的其他农村干部)则是农民中的上层⑤。

基于上述状况,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新位置的建立,不仅需要摒弃原有的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二分法的简化立场,还要从宏观上对中国“三农”政策变迁、乡村治理的发展有大致的理解,这样才有可能报道“真”现象,反思“真”问题。

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变周期中,实际上可以分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和“农民工市民化”两个阶段。如果进一步细分,则可分为三个阶段,包括农民、农民工和市民。当然,最后一个阶段有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而止步于前两个阶段。农民就是其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在农村,劳动所得主要依靠劳作后的从土地上得来的收成。在这个阶段,后代人总是延续着前代人的一切,包括思维和行为方式,具有鲜明的农民社会特征。而当社会进化到现代社会以来,情况起了变化。随着农民走入工厂与城市,他们变成了农民工,开始与时代发展休戚与共。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更加适应城市生活,在思想上、行为上以及经济上都具备了完全脱离乡村生活的意识和能力,他们就顺利转变成为市民,实现了这一群体生命历程的最后一个华丽转身。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是其在农民工阶段的工作与生活质量。而评估其是否完成了市民化的最后转变,则主要依据四个指标:一是固定的非农业职业,这是安身立命的基础;二是户籍有农村变更为城市,完成法律意义上的转变;三是具有市民化的行为方式,举手投足能够与“城里人”别无二致,摆脱了农村环境下的一些习惯(如卫生习惯、文明礼貌习惯等);四是具有市民化的意识形态,具备了契约意识和规则意识,认同城市生活与工作的理念,而不感到心理上的严重不协调与不适应。相对于前两个标准,后两个标准更加难以达到,需要经过不间断的学习与体悟才能获得。

远,体现在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高瞻远瞩的思考和建议。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城镇化建设到现代农业发展,代表委员们充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既立足当前改革发展的现实要求,亦着眼于改革发展的长远需要,从长计议、深远谋划,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基于上述状况,对于中国媒体而言,新位置的建立,不仅需要摒弃原有的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二分法的简化立场,还要从宏观上对中国“三农”政策变迁、乡村治理的发展有大致的理解,这样才有可能报道“真”现象,反思“真”问题。

除此之外,从中国地理区划、经济发展状态而言,不同地区的农民群体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概括来说,农民的整体分层呈现出金字塔形式结构,纯粹务农的农民,也就是传统农民和失业无业者人数最多,处于乡村社会的最底层,而村干部和乡村企业主比例虽小,但是处在乡村社会的最高层,中间层是个体户、打工者和兼业者⑦。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具有中国特色,跨越城乡的特殊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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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媒介消息来源总体上呈现偏向情形:在职业上,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经济精英以积极而主动的状态被呈现在新闻报道中,成为消息来源中的强势者;而一般民众作为消息来源的几率极少,而且往往角色单一、模糊与被动。在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新闻行业面临的挑战,“三农”报道领域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三农”报道在新闻报道领域的被泛化现象、新闻记者在信息来源上的精英化趋势、社会化媒体对新闻记者信息来源的影响以及新闻记者本身的一些变化,如学历和年龄等,使得上述“三农”报道双重边缘化的趋势变得更为复杂。问题的核心转变为“三农”报道本身诉求的转型问题了。

小村档案馆 见证变迁留住根(人民眼·村庄里的70年·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2.代际分化产生新生代农民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民工群体在规模和数量上得到空前的迅速增长,农民工群体在自身内部也发生重大变化,出现明显的代际分化。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最早出来务工的老一代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返回家乡,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取代老一代农民工成为该群体的主力军。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更为优越,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国家经济发展平稳快速,家庭经济有了很大改善;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趋势、就业状况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在社会认知、未来愿景等方面有很多的期望;在权益维护、价值观念的方面也有更高的要求。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2010年中央1号文件),文件中首次出现“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提法,标志着我国最高政治文件正式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国家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也越来越重视[3]。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于2010年6月,发布了《全国总工会报告: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已影响国家社会稳定》。报告中课题组对新生代农民工做出如下界定: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4]。

回顾过去十多天的两会采访历程,所有的感受总结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字“新、实、远”。新,体现在代表委员们在新的发展阶段,围绕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需要,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要求,提出的一系列新建议、新思考、新举措,志气高昂、精神振奋,洋溢着新时代干事创业、履职尽责的使命感、责任感。

此外,随着乡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除了上述的农民之外,还有不少农民尽管在户籍上还是农民,但是已经和农业生活没有关系了,这一部分农民并没有包括在上述分类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从职业、心理、价值、经济等角度都发生了分化和改变,无论从群体内部还是农民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视角,相关研究都证实了这一观点。

世界各国在其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都出现过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例如,在欧美等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也呈现“二元经济结构模型”[1],不过其剩余劳动力的迁移往往通过一步到位的模式完成身份的转变。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明显带有中国标签,具有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进式改革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明显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导致“农民工”这一特殊阶层的出现。所谓“农民工”,就是我国在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一个跨越城乡的社会群体,他们是户籍在农村,但在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口。“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在城市务工并不同程度地融入城市社会,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推动社会建设和发展,参与创造社会财富。“农民工”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殊阶层,他们“亦工亦农”而又“非工非农”,他们实现了职业转变,但是却没有同步实现身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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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三农”报道的转型与媒体自身面临的新媒体的挑战几乎是同步的。一方面,“三农”问题在不断转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农民在分化、乡村在变迁、农业在转型;另一方面,媒体面临着社会大众参与信息生产与传播趋势的变迁,面临着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整合信息功能的挑战。那么,在这种复杂的境遇下,媒体如何寻找自己的新角色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对从事“三农”报道的记者进行专业培训;其次,从事“三农”报道的记者要深入乡村获取第一手资料,而不是仅仅依靠网络上的信源。

综上所述,对当代中国社会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的价值导向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农民的选择从老一代到新一代,以自由的方式寻找自己理想中的工作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中。因此,在乡村振兴的战略中,一方面,依靠国家层面对农民进行个体发展的政策支持成为必要的基础;另一方面,依靠基层政府的鼓励与帮扶,让农民可以在乡村社会中重新找回“家”的感觉。这种“家”的感觉便是乡村的感觉,也是振兴乡村的核心因素。媒体记者只有在全方位理解乡村振兴话语的前提下,理解当下农民的多元化分层、多元化困境和多元化希冀,结合“三农”发展的诸多理论与政策导向,并关注当下中国社会变迁的现实,方能在媒介信息传播日益多元化的状况中,找到一席之地,也才能实现乡村振兴视角下“三农”报道的新立场、新位置和新角色的转换。

1.农民工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历史时间代表了个体或特殊群体在历史中所处的位置。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也得以孕育并不断发展和壮大,他们的产生和中国的大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为提升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并使中国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附近的乡镇地区成为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目的地,给乡镇企业注入新的活力。随着剩余劳动力数量越来越多,他们逐渐向更远、更大、经济发展更快的城镇转移。80年代末期我国出现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工转移,主要流向是经济发达地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伴随沿海地区经济的开发搞活,加大了对农民工的需求和吸引,90年代初期民工潮现象进一步加剧。早期的称谓有“盲流、打工仔、打工妹、农村外出从业人员”等等。农民工一词最早在1983年由社会学家张雨林先生提出,并将其概念解释为两层含义:“农民”是身份,“工人”是职业。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户籍依然在农村,但这一群体跨越城乡界限,迁移到城市,主要从事工业产业或服务行业的工作,依靠工资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劳动人口[2]。进城后的农民形成了一个新的过渡阶层,夹在传统的农民阶层与市民阶层之间,这是一个具有特殊性、并不断产生动态变化的过渡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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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徐勇:《农民与现代化——阶梯性社会与“三农”的提升》,《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④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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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路径:从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变迁出发,从过程性和变动性的视角对“三农”问题进行报道,这是媒体报道“三农”问题的新位置

此外,随着乡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进程,除了上述的农民之外,还有不少农民尽管在户籍上还是农民,但是已经和农业生活没有关系了,这一部分农民并没有包括在上述分类之中。

毛晓雅:“我要先对农民日报记者说说心里话”

换言之,基于“三农”报道的视角和关注事件发生的动态过程的立场,媒体在“三农”报道中应该如何着手呢?笔者认为,应该从理解变迁中的农民入手。原因在于: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城乡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村社会的变化尤为突出,这种变化以个体的形式呈现在农民群体身上。因此,从理解农民变迁的视角报道“三农”问题是媒体在操作层面的一种现实选择。这种现实选择的实现,需要有三条路径相互配合。

就社会变迁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中,而社会现象的实践逻辑,往往是在事件性的过程中才能更充分地展示出来,因此应该更加重视的是事件性的过程④。乡村振兴视角下的“三农”报道,在报道取向上应该将国家话语层面与社会变迁视角结合起来,侧重事件发生的动态过程的叙述,并在乡村振兴话语体系中建构媒体“三农”报道的新角色、新位置和新立场。这种新角色、新位置与新立场的立足点在何处呢?

每多采访一个委员,内心的自信就增强一分;每多跑一次会场,对两会的理解就加深一分。作为一名“三农”记者,正需要如锻钢炼铁一般,不断地锤炼自己的意志,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认知和沉淀。

⑩张涛 赵磊:《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路径》,《农村经济》,2017年第10期

?王芳:《当前我国大众化报纸消息来源偏向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刘久锋:两会采访一场忘我的战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从职业、心理、价值、经济等角度都发生了分化和改变,无论从群体内部还是农民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视角,相关研究都证实了这一观点。

?贺雪峰 印子:《“小农经济”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兼评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年第2期

王小川:唱响乡村振兴主旋律

还需要说明的是,农民的分化除了在职业上的区别之外,在价值观念上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分割趋势。一种是进城务工的农民,或者称为农民工,他们在户籍身份上依然是农民,但是观念与在村里的农民已有很大差异,研究指出,近60%的农民工从事雇员类工作;自我雇佣类农民工占比为25.06%;男性农民工处于较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更大;受教育水平能够显着提升农民工进入高层级工作岗位的概率,是农民工职业层晋级的重要决定因素;农民工的年龄与其职业层之间呈倒“U”型关系⑥。另一种是在乡村治理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社会身份,比如农业技术员等,他们在接收外来信息方面的机会较普通农民多,在获得政府的相关资助方面也比普通农民多,但是他们并不属于上述学者所划分的村干部系列。

②杨胜刚:《“返乡体”底层视角下的农村叙述》,《武汉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新时代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两会已经结束,乡村振兴征程方起,我们媒体人更需要保持求新求精的劲头,与新时代的变革同频共振,发出“三农”最强音。 记者李竟涵

从学术传统和实践场域来看,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二分法的思路,来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此延伸出来的类似划分有精英与大众、融合与衍射、大传统与小传统、城市与农村等。有的学者还增加了中间状态,如过渡阶段和棱柱型阶段。

从一定意义上说,“三农”报道的转型与媒体自身面临的新媒体的挑战几乎是同步的。一方面,“三农”问题在不断转化、多元化和复杂化,农民在分化、乡村在变迁、农业在转型;另一方面,媒体面临着社会大众参与信息生产与传播趋势的变迁,面临着人工智能时代技术整合信息功能的挑战。那么,在这种复杂的境遇下,媒体如何寻找自己的新角色呢?笔者认为,首先,要对从事“三农”报道的记者进行专业培训;其次,从事“三农”报道的记者要深入乡村获取第一手资料,而不是仅仅依靠网络上的信源。

在今年两会上,一次政协小组讨论会后,我同一众记者去约一位“明星”委员,她开始表示为难:采访已经约到了两天后。但当我自报“家门”后,却又爽快地说:“我要先对农民日报记者说说心里话。”

从上述两条路径可以看出,对于媒体而言,不仅要理解中国农民的变动趋势,要理解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理论与政策,把上述两条路径落实下来,便是媒介入手的路径,即媒介应该对“三农”记者进行专业培训,并且设立相应的报道“三农”问题的专业岗位。

20世纪70年代,亚历克斯·英格尔斯和大卫·史密斯出版了《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在书中他们通过对6个国家6000多人次的采访,对数据进行分析之后指出,个体变化的唯一方向是从传统到现代,但是这本书的主要问题在于其个体变化的模型无法与中国当下乡村社会农民的特征相吻合。而且,两分法本身意味着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分析工具,米格代尔认为,学者们提出二分法本身是为了呈现出一种发展的阵地图景:即在当代社会中,发展的阵地在社会的现代部门或中心——也是变迁的方向——而社会的“落后”部分则存在于传统部门或边缘⑧。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忽视了社会变迁的动态现实,形成了一种对“三农”报道的预设前提,在这种预设的报道位置中,报道所呈现的“媒介现实”滞后于活生生的城乡社会变动的现实。因此,对于乡村振兴背景下从事“三农”报道的记者而言,如果依照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二分法简单看待“三农”问题,往往会滞后于农民群体的变化,也会基于因循守旧,呈现出对乡村社会固化、概念化、抽象化、浪漫化的报道形态来。

全国人大代表,既是一个共同拥有的身份,背后又是有着不同经历故事的鲜明个体。曾经的代表们的建议议案,通过一系列程序,被采纳后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最终惠及亿万人;而今的代表们,在全国两会上的选择和行动,若干年后也许会凸显出熠熠闪光的价值。这是他们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自豪和骄傲。

结 语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我国乡村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而反映乡村社会的信息来源更多的是基于新媒体时代民众的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参与,近几年流行的“返乡体”,一度成为社会变迁中人们理解乡村的信息窗口,但是这种信息窗口一定程度地带有个人化、碎片化和随机化的色彩。比如,有学者通过对《新京报》的记者返乡随笔的研究指出,乡村变迁是主导性的叙事话语,新闻采用小人物大命运的视角,把个体的乡土记忆和乡土经验放置到城镇化浪潮中的乡村社会现实语境中,创造出一个特有的乡土叙事空间①。而新媒体中民众所参与的乡村信息传播,则隐含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产生②,这些报道从不同层面为民众展示了乡村的诸多变迁现实。基于“三农”报道话语的特征,主流媒体在“三农”宣传报道上应该与政府构成“代理-委托型”关系,与农民构成“信息-供需型”关系;与新兴媒体构成“竞争-合作型”关系③。

其实,每年两会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新闻大战”。今年的两会更是如此,不仅仅因为换届年、议程多,还因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都是首次亮相。

第一条路径:通过对当代乡村社会中农民现状的理解来建立“三农”报道的新立场

“三农”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专业领域”,而随着媒介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深入,“三农”领域逐渐成为一个弱势的领域,记者在乡村的一线调查也变得比较困乏,即便有一线调查,也呈现出零碎化和非系统化的特征。笔者调查发现,老一代的“三农”记者对乡村的印象更多来自于个体经验和成长经历,他们大多出身于农村或者曾经在农村下放、工作,对农村有深厚的情结,拥有个性化的乡村记忆。一位从事“三农”科技报道三十余年的记者认为,他对“三农”报道很有发言权,“像我这样从事‘三农’报道三十年的记者几乎没有了”。另一位则说:“我来自农村,我从参加工作就从事农村报道,原来是报道农业政策、农民生活状况为主,现在是报道乡镇企业、县镇一级的政府工作为主。农民已经退为其次了。”换言之,“三农”报道的专业记者大都已经做其他方面的报道,而还在从事相关报道的,已经将关注点集中在科技、企业等领域,农民已经不再是“三农”报道的主角了。媒体中报道“三农”问题的记者,通常对底层农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之心,但在实际的新闻报道中,一般会从社会新闻的角度而不是从“三农”问题的视角出发,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三农”问题在新闻报道中被再度边缘化。这种情形实际上造成了“三农”问题报道的双重边缘化,即记者报道身份的边缘化和报道内容的边缘化。

这位委员名叫余留芬,是贵州盘县岩博村党委书记,因在十九大上向习主席“推销”家乡农产品一下子“出名”了。从十二届到十三届全国政协会议,作为一名年年参与采访报道的老两会记者,每年都能感受到委员们对“三农”问题的热切关注,且热度持续不减。尤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了全方位部署,不仅政协农业组的委员们聚焦于此,在经济、教育、民革、总工会等多个界别上都能听到委员们的“三农”好声音,从小组讨论会到大会记者会,再到一份份委员提案,他们从农村产业发展、农业科技创新、农村环境治理、城乡融合等全方位、多角度地为乡村振兴建言献策。

注释:

最新的研究将农民按照职业分为7个阶层:无业者是没有职业的人、纯务农者就是指全部时间用于从事农业活动的人,上述两个阶层是农民中的下层。兼业者专指农业与非农兼顾的那些农民;打工者就是指被他人雇佣了去从事有偿劳动的那些人;农村个体户则指自己当老板;从事这三种职业的为农民中的中层。农村企业主和农村干部(主要指乡镇和村干部以及居住在村庄里的其他农村干部)则是农民中的上层⑤。

此次两会采访的另一个收获,是我在“部长通道”向时任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提问。这是我首次在全国的平台上,代表贫困山区的群众向部长提问,能够得到准确的回复,这不仅是我的荣耀,更是贫困群众的期盼。

“三农”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专业领域”,而随着媒介产业化和市场化的深入,“三农”领域逐渐成为一个弱势的领域,记者在乡村的一线调查也变得比较困乏,即便有一线调查,也呈现出零碎化和非系统化的特征。笔者调查发现,老一代的“三农”记者对乡村的印象更多来自于个体经验和成长经历,他们大多出身于农村或者曾经在农村下放、工作,对农村有深厚的情结,拥有个性化的乡村记忆。一位从事“三农”科技报道三十余年的记者认为,他对“三农”报道很有发言权,“像我这样从事‘三农’报道三十年的记者几乎没有了”。另一位则说:“我来自农村,我从参加工作就从事农村报道,原来是报道农业政策、农民生活状况为主,现在是报道乡镇企业、县镇一级的政府工作为主。农民已经退为其次了。”换言之,“三农”报道的专业记者大都已经做其他方面的报道,而还在从事相关报道的,已经将关注点集中在科技、企业等领域,农民已经不再是“三农”报道的主角了。媒体中报道“三农”问题的记者,通常对底层农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之心,但在实际的新闻报道中,一般会从社会新闻的角度而不是从“三农”问题的视角出发,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三农”问题在新闻报道中被再度边缘化。这种情形实际上造成了“三农”问题报道的双重边缘化,即记者报道身份的边缘化和报道内容的边缘化。

就国家话语层面而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强调的是在宏观层面对乡村社会变迁历史、当下与未来的掌控,因此,对媒体而言,仅仅将乡村作为一种叙事空间或者将乡村报道看作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方式的形式显得过于抒情化,带有一种精英文化主义的信息意识。同时,从信息视角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看作是竞争-合作型关系过于僵化,与城乡信息传播的生态系统并不完全吻合。

报社一位前辈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新闻记者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想问题,到田间地头找答案。作为报社的驻站记者,尽管文章中有田间地头的泥土芬芳,却很少有“天安门城楼”思考问题的高屋建瓴。两会的采访让我走进人民大会堂,聆听来自高层的声音,描绘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蓝图;让我走进代表中间,汲取来自各个阶层的营养,听听来自基层最强有力的实践。

⑧乔尔·S.米格代尔着,郭一聪等译:《社会中的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

①胡元姣 袁夏岚:《“返乡体”镜像中的乡村叙事策略——以〈新京报〉61篇记者还乡笔记为例》,《新媒体研究》,2017年第14期

然而,振兴后的乡村一定不止于“城市有啥咱有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现场,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说:“将来农村人不仅可以享受城里人那样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而且还拥有优美环境、田园风光。农村将来会成为稀缺资源,会成为城里人向往的地方。”

20世纪70年代,亚历克斯·英格尔斯和大卫·史密斯出版了《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在书中他们通过对6个国家6000多人次的采访,对数据进行分析之后指出,个体变化的唯一方向是从传统到现代,但是这本书的主要问题在于其个体变化的模型无法与中国当下乡村社会农民的特征相吻合。而且,两分法本身意味着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分析工具,米格代尔认为,学者们提出二分法本身是为了呈现出一种发展的阵地图景:即在当代社会中,发展的阵地在社会的现代部门或中心——也是变迁的方向——而社会的“落后”部分则存在于传统部门或边缘⑧。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忽视了社会变迁的动态现实,形成了一种对“三农”报道的预设前提,在这种预设的报道位置中,报道所呈现的“媒介现实”滞后于活生生的城乡社会变动的现实。因此,对于乡村振兴背景下从事“三农”报道的记者而言,如果依照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二分法简单看待“三农”问题,往往会滞后于农民群体的变化,也会基于因循守旧,呈现出对乡村社会固化、概念化、抽象化、浪漫化的报道形态来。

从学术传统和实践场域来看,传统与现代、中心与边缘二分法的思路,来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此延伸出来的类似划分有精英与大众、融合与衍射、大传统与小传统、城市与农村等。有的学者还增加了中间状态,如过渡阶段和棱柱型阶段。

简承渊:历史性时刻,我当奋笔记录

显然,学者对于中国乡村该走向何方,以及农民的转型方向观点并不一致,即对于“三农”问题在理论探讨上依然存在一些差异。同时,媒体记者与民众在对当代中国农村的观察中,个体的直接经验和分散化、碎片化的信息在网络平台上呈现得较为突出,这些信息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大众对中国当下乡村社会中农民的认知。这些个体的直接经验和碎片化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往往都是在社会中处于较高信息等级的群体,农民本身对自身状况的认识在网络中并没有呈现出来。

⑩张涛 赵磊:《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路径》,《农村经济》,2017年第10期

特别推荐:

①胡元姣 袁夏岚:《“返乡体”镜像中的乡村叙事策略——以〈新京报〉61篇记者还乡笔记为例》,《新媒体研究》,2017年第14期

研究表明,媒介消息来源总体上呈现偏向情形:在职业上,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经济精英以积极而主动的状态被呈现在新闻报道中,成为消息来源中的强势者;而一般民众作为消息来源的几率极少,而且往往角色单一、模糊与被动。在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新闻行业面临的挑战,“三农”报道领域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三农”报道在新闻报道领域的被泛化现象、新闻记者在信息来源上的精英化趋势、社会化媒体对新闻记者信息来源的影响以及新闻记者本身的一些变化,如学历和年龄等,使得上述“三农”报道双重边缘化的趋势变得更为复杂。问题的核心转变为“三农”报道本身诉求的转型问题了。

代表委员对“三农”问题的关切不仅限于人民大会堂的“发声通道”和发布会。我在今年政协的采访中发现,政协委员也比往年更加关心“三农”,更加关注新时代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土地问题、电商发展、生态治理、文明传承、农村养老,许多不是农业界别的委员拿出来的提案也多与“三农”有关。可以说,“三农”比任何时候都更引起人们的关注,“三农”好声音在会场内外越来越多。

研究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提升农民的对话和谈判地位,农民尽管有分层,有分化,但是在与外部世界对接中,缺乏对话计划和谈判地位,群体分散,缺乏自组织性。因此,组织农民不能依靠外部强制,也不能依靠传统家族组织等本土资源,更应该依靠市场导向和利益纽带的农民自组织⑨。因此,有学者指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核心是消灭传统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⑩。但同时有学者反驳,认为农业商品化、农业资本化与以家庭劳动力为主的小农经济之间并不必然排斥?。

基于上述情况,对于媒体而言,从理解农民的变迁趋势、变动状况和动态特征出发进行“三农”报道,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则与记者对中国社会变迁趋势的理解不可分割。记者在阅读各种关于农民情况调查报告的基础上,“三农”专家的观点、一线资料的调研也不可缺少。

李朝民:一种视角引来一个金句

换言之,基于“三农”报道的视角和关注事件发生的动态过程的立场,媒体在“三农”报道中应该如何着手呢?笔者认为,应该从理解变迁中的农民入手。原因在于: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城乡社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村社会的变化尤为突出,这种变化以个体的形式呈现在农民群体身上。因此,从理解农民变迁的视角报道“三农”问题是媒体在操作层面的一种现实选择。这种现实选择的实现,需要有三条路径相互配合。

新时代下的新两会,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新气象新气质。今年全国两会实现“部长通道”“委员通道”“代表通道”的全覆盖,这让更多来自基层的代表委员能有机会发声,回应人们的“三农”关切。

眨眼间,两会已经闭幕,回想起每一次清晨走在人民大会堂西路,每一次“代表通道”前拉着同事们录制视频,每一次新闻发布会时抱着电脑回传文字消息和照片,每一次与人大代表的相谈甚欢,以及每一个整理录音写稿的夜晚,有太多不舍,却成长许多。这些天,我感受着砥砺奋进的足音,也感受着共襄伟业的“三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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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说:上文中许多照片都出自戴军老师之手,他虽然是上会记者中年纪最大的,却是最有活力的一个,登梯子爬高都不在话下。一场记者会大概1至2个小时,各路记者挤在会场,没有座位的时候站着听会都觉得很辛苦,但是戴老师还要扛着几十斤重的机器站在梯子上拍摄,从头到尾,毫无怨言。

他们是全国人大代表,他们更是千千万万为了乡村更美好而不懈奋进的农民代表。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建言者,他们更是乡村振兴的实践者。他们是党和国家惠农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也正是他们对惠农政策的伟力感受最深、体会最真。

“新、实、远”,其实也正是我们做好本职工作的客观要求。在新的媒体格局下,要不断创新、锐意进取;在振兴乡村的过程中,要真抓实干、踏石留印;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征程上,当志存高远、砥砺奋进,不断谱写新时期“三农”新闻宣传的新篇章。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社会各界反响异常热烈,广大农民更是满怀热切期盼。李连成代表的“城市有啥咱有啥”道出了农民的心声。农民向往城市,盼着能有和城市一样的路、水、电、网等基础设施,能享受和城里人一样优质的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等资源和环境。

今年是十九大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0周年,更是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全国两会也具有非凡的意义,它涉及换届、修宪、新机构设立等多个新内容。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能有幸参与全国两会报道,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是一名记者的荣幸。

在这次意义非凡的全国两会上,“乡村振兴”无疑是热词之一。在河南代表团团组开放日上,当我代表农民日报将有关乡村振兴的问题提给四届连任的全国人大代表、67岁的河南省濮阳县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时,他激动地端着话筒站起来,用浓郁的河南方言大声说:“啥是乡村振兴?要我说,城市有啥咱有啥,这就是乡村振兴!”幽默质朴又充满力量的话语立即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参与两会新闻报道是辛苦的,但又是幸运的。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能够近距离观察两会、感受两会,看到我国人民政治生活的一个横切面,观察到政治生活运行的细微肌理。

在3月10日的“委员通道”上,倡导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政协委员茸芭莘那用一首民族歌曲吸引了大家的关注。我们就在“委员通道”出口第一时间“截住”了茸芭莘那委员,写出了《我想为乡村文化振兴唱首歌》等应时应景的稿件。

为什么?我认为,不单单是因为社会各界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提问的问题藏着“三农”视角。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的提问得到了王国庆的回应,他说了一个金句:“《农民日报》为农民代言,名正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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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大家最关心的是修宪、乡村振兴等热点话题。如何做出独家、创新、有传播力的报道,是我在报道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要求真务实,发出建设性的声音。两会之前,走访了几位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会议期间,除了采访农业界别的委员外,还到经济、教育等界别会场采访,会场内外,委员们畅所欲言,对重大敏感的话题不回避,十几天下来,和他们成为了朋友,相约来年再见。很多采访内容作为资料留存下来,其价值会随着时间更加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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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我就“乡村振兴战略”这一主题向大会新闻发言人提问。面对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我的提问环节只有几十秒,不仅要说清楚自己媒体名称,还要把问题说清楚,整个过程比预期的还要流畅些。

李海涛:有感于“城市有啥咱有啥”

李国龙:致敬乡村不懈奋进的力量

又是一个春天来临,又是一段航程开启!随着今年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又迈上了一段新的征程,“三农”工作、乡村振兴战略也掀开了新的篇章。

施维:求新务实志存高远

会期长、议程多、分量重,今年的全国两会不同寻常。记者是时代的见证者,而在参与两会报道的16天时间内,我始终感受到的,是革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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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来自报道方式。白天跑团、晚上赶稿,是两会报道常态。微视频、网络直播、手持云台,则是我们今年的新武器。在“代表通道”上除了争取提问机会,还可以会前来段直播,揭秘“高大上”的两会现场;在采访代表时,除了完成文字稿件,还可以录段微视频,让报道动起来,拉近代表和读者的距离。

高雅:感受两会中的“三农”力量

两会中,“围追堵截”人大代表是我两会采访的第一课。第一次“围追堵截”人大代表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东团审议之后。从下午六点多抵达广东团驻地到快十一点采访结束,我们见到一个代表就“围堵”一个,从“围堵”中获取“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审议时哪些代表发了言”“总书记有哪些指示”“代表们将如何落实总书记的指示”等有效信息。回到报社,马不停蹄开工,听录音、整理文字、写稿、反复核实信息、成稿……夜已深沉,倦意弥漫,在稿件排上版的那一刻,内心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大家说,两会是读懂中国的一扇窗。在采访中,问到今年两会有什么特点?“意义非凡”四个字几乎是所有的政协委员嘴边的词。追问原因,答案是新时代,新气象,新精神。也是,2018年的两会是近20年来最长的会议周期,涉及换届、修宪、新机构设立等多个新内容,还有新一届领导人进行宪法宣誓,还是历史首次。家人在看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手按宪法宣誓后,电话里说,心里非常激动,相信他能做好这个国家的领路人。

来到天安门广场,站在人民大会堂前,我久久地凝望。在这座中国最高的政治殿堂里,一项项决议可能会让数千里之外偏远山区的老奶奶篮中的鸡蛋更快地卖出大山,一则则举措也许能促使2.6亿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早日结束漂泊迁徙的悬浮状况,一条条改革举措则会如春日和风、冬日暖阳般惠及近14亿中国人的生活。

乡村振兴从十九大之后就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讨论时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方面进行了论述。两会前后,我坚持跟踪当日热点,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本报报道主线,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确保采访内容不缺位、方向不跑偏,在采访中迅速找到瞄准星、航向标。

白锋哲:为什么庄严神圣之感会鼓荡心间?

抛开客观因素不说,我想,每一位上会记者,心里可能都会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在这场“新闻大战”中如何才能旗开得胜。我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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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遵珠、赵会杰……两会结束了,我脑海里回顾着采访过的一位位人大代表。他们从一名名普通农民,成长为全国人大代表,为6亿多农民的切身利益鼓与呼。在报道他们履职情况的同时,我被他们不懈奋斗的精神感动着,被他们传递来的乡村巨大变化振奋着,被他们为乡村振兴的执着追求激励着。

摄影记者 戴军

作为一名“三农”记者,我们采访两会、报道两会,就是要让每一个“三农”的呼声和建议都能准确及时地传达出去,让他们感知到新时代中国“三农”的新气象,感受到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力量。两会已经落幕,新时代已经起航,“三农”记者的使命和担当,还将继续。记者 吴佩

吴佩:让新时代的“三农”好声音越来越多

春回大地,大好乡村,一片生机勃勃。在这场春天里召开的盛会上,在一位位精神饱满、干劲十足的农民代表身上,迸发出源源不断的希望与力量,鼓起乡村振兴的风帆,蓄势远航!

实,体现在求真务实的会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从《政府工作报告》到代表委员们的提案建议,从小组讨论、大会发言,到接受记者们的采访,既肯定成绩,也敢于直面问题,不说空话套话,不唱高调,处处展现着实干兴邦、脚踏实地的奋斗精神。

革新来自会议本身。换届、修宪、机构改革……多项关乎未来中国发展的议程浓缩在十多天时间内,重磅消息层出不穷。新当选领导人首次进行宪法宣誓,简洁而庄严的仪式展现出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权威性,体现了将权力关进法制“笼子”的坚定决心,让人印象深刻。除了“部长通道”,今年还增设了“代表通道”和“委员通道”,邀请代表委员回应民众关切,可见两会对新闻发布的日益重视,三条通道上农业话题占比高、干货足,成为亮点之一。

耿遵珠是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党支部书记,耿店村这个原本普普通通的村庄,在他的带领下,成为习近平总书记赞誉的“鲁西小寿光”,村民人均收入达到2.7万元,还都住进了设施齐全的楼房。赵会杰是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大庙子镇小庙子村党支部书记,她把村里的发展变化汇报给了总书记。采访中,她多次表达了对党和国家惠农扶贫政策的感激。

从农民向往城市,到城里人向往农村,这是一个巨大转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我们从事“三农”工作的人,也将为此咬定目标,苦干实干,久久为功,奋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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